淺談北京文物建筑保護二十年

這二十年文物保護有什么轉變呢？

一、文物保護理念的轉變

20年前，我們基層的文物工作者沒有親身體會到文化遺產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那時的意識只是保護文物，把古建筑作為"物"來保護，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當時的課題和論文統統是圍繞一個具體的文物建筑來研究，比如某個寺廟的來源，某個古建的尋找。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們對文物有了新認識，建筑不僅是物，而且是文化的遺留資產，是歷史的見證。

2000年后，文物保護從個體走向群體，從點向面，從文物范圍向文化遺產邁進。2003年，北京市提出了全面保護四合院，我們所全體職工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走遍了北京四城區的大約3000多個四合院，從中選出了800多個院落掛牌保護。2008年奧運會開幕前夕，中國的文物保護觀念同世界接軌，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認識提到新的高度，提出了舊城整體保護的思想，使北京文物建筑保護二十年侯兆年文物保護范圍超越了保護單位，凡有人文歷史文化的遺產全在保護范圍內。

隨著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開展，北京和全國把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新發現列入文物類建筑，使北京的文物建筑從500多處一下躍升到3840處。2000年后，文物的年代從古代走向現代，北京市將首鋼、798藝術區、北京暖瓶廠等一大批在建國后發生過重大歷史事件的建筑劃為文物。2011年，建設部和農業部、國家文物局發文保護傳統村落，北京郊區選擇了52個傳統村落進行保護，又開展了大運河、香道等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

20年來，文物保護和文化遺產的范圍和年代不斷擴大和深化，說明了隨著社會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文物保護走向了新的高度，文化遺產的觀念也在改變，從僅按歷史年代標準走向四大價值（科學、歷史、藝術、社會）的衡量標準，歷史文化名城優秀建筑由年代標準提升到價值標準。

二、文物保護理念的進步

20年前，由于建國后30年間古建筑沒有大規模修繕，多數古建筑破壞嚴重，所以這20年來，古建單位都熱衷于落架大修，修繕一新，盡量修好，尤其是木結構上的地仗彩畫也多是把舊地仗清除干凈再重新做地仗。在彩畫重繪過程中，把現代人認為不合理的構圖改過來，這幾乎成為古建筑修繕的通則。沒想到這種方法的修繕受到了國際同行的質疑。北京奧運會前為迎接奧運，故宮提出要重現乾隆時期的盛世輝煌，將太和殿大修。太和殿彩畫的外檐部分是袁世凱當政時期修繕的，內檐部分彩畫經鑒定是清朝乾隆時期的，就把外檐部分清除地仗后把內檐彩畫的構圖重畫到外檐部分。當時我們所負責天壇大修也是這樣做的。

故宮是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驗收認為外檐的舊彩畫有百年歷史，也是文物，而新修部分是沒有歷史積淀的繪畫，毫無價值。當時我們申辯彩畫不是藝術，是保護木頭的。為此，國家文物局召開了東亞彩畫討論會，承認了國際做法，現在對彩畫也是不干涉，用各種方法保護。如今，我們的保護觀念也變了，盡最大可能保護舊的彩畫。在修長城時也是采用遺址保護方法，現在修長城很少再用新燒的大城磚復原修復，都是遺址保護，這是修繕理念的變化。

再有一個新理念是所有理論都是可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許多文物在技術上解決不了保護問題，但是現在允許探討，在修繕過程之前有一個研究過程。當然也有許多失敗的例子，如前門外大街的改造，崇文部分就拆得太多，除了鮮魚口歷史文化保護區之外全部拆戶新建，居民遷走。這樣做不僅破壞了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拆掉之后面目全非，現在也沒完全恢復，但前門大街西部采取了保護措施，人為干涉得少，現在看效果好多了。我們再看平安大街、廣安大街的改造，當時為解決交通擁堵等問題拆除了大面積的四合院，修廣安大街最可惜的是拆除了珠市口大街，拆除前的珠市口大街是北京近百年建筑的縮影，整條街道上古代和近代建筑鱗次櫛比。現在交通問題靠地鐵也能解決了。

由此我們想，在城市建設中有時慢一點，新的解決方法就會到來。中關村西區的改造，有人認為科技和財富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把老虎洞、倒座廟、西局全拆，舊街道格局完全沒了。現在由于電商的沖擊，中關村西區門可羅雀，大面積的樓房空置，這才又想到應該保留一些歷史文化信息。這20年中，我參與了許多古城改造，成功的不多，用林語堂先生的話說："也許我一生所做過許多的事，須求上帝寬宥，倒是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宛平城、岔道城，都已拆平建大街和官式仿古街道，把舊時的熙熙攘攘和摩肩接踵的氣氛破壞，街道尺度過大，失去歷史氛圍。現在都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過去一談古城改造，就想怎樣利用旅游，用環境吸引更多的人群，經過20年的實踐，認識到文物工作者的目的是保護文化遺產，旅游是副產品，有了這個認識也不容易，也是經過多年的實踐獲得的。

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論北京的迎奧運大修，贊揚之后也有批評：第一，過度修繕，違反了少干涉的國際準則；第二，不應該為某個活動大面積修繕，應該是需要就修，不需要就不修。這些觀點剛開始聽得不太順耳，現在想想都有道理，而且現在北京市的文物保護和修繕工作已按這個準則行事。

三、談談我自己

我1983年大學畢業來到文物局，我的青春、事業、家庭同文物局緊密相連。剛開始工作，文物工作對我來說無非是找一份職業，找一份工作目的是養家。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了30年，到明年2月就到了退休的年齡。但至今我才體會到文物工作者的歷史責任。

什么叫歷史責任？我想到了文物建筑保護的宗師梁思成先生，他在目睹北京古建筑被拆毀時勇敢地說，50年以后歷史將證明他是對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們保護文物的工作者早生了50年。歷史責任就是我們經過實踐對文物保護的認識應該比一般公眾早50年。這種先進意識在國際上可以看到，敢于提出民眾不理解的見解，敢于同熱衷完成現實責任的領導有不同意見，這就是歷史責任。

現在我們終于認識到梁先生的先見之明。我們是做古建筑保護的，用現在的技術手段和材料保護一個歷史古城完全沒有問題，但是保護手段和條件有了，保護對象沒了，這就是沒有盡到歷史責任。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我們趕上了祖國經濟快速發展，有充足的資金保護文物，趕上了好的工作環境，能夠專心致志地研究學術，古研所的科研工作也做出了很大成就。30年來我基本做業務工作，沒有太多的干擾。

四、談談未來

相信我們國家很快會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生活富裕后，工作不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實現事業和夢想的平臺。保護文物要有新觀點。此外，未來管理要有新突破，管理工作和技術工作要合理分工，不要公雞下蛋，母雞打鳴。這一點我有切身體會。我在討論地鐵對文物建筑影響的會上遇見了北京地鐵的設計團隊--中建總公司設計院，他們剛參與美國高鐵招投標，是個由"80后"組成的優秀團隊。

他們說在美國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所有技術問題的決定權在專家委員會，官員從不插手，因此決策能夠相對科學合理，即使專業人員有單純技術觀點，眼光相對局限在技術領域內，官員也不干涉，因為技術是實踐的結果，技術人員最有發言權。香港也是一樣，香港的文物保護工程全由總工說了算，因為香港沒有自己的文物保護設計師，他們就請大陸的專家。比如香港有個文物單位叫景賢里，就由廣州大學一個有文保資格的建筑師負責保護。香港還有一個文物保護單位--舊監獄，也請一個英國的具有國際資格的建筑師，香港也是說全由他負責，報一下方案專業委員會通過。

目前我們的保護狀況還有一些不盡人意，比如前些年對于一段長城遺址要復原，我們知道是違反長城保護準則，其實那一段遺址做遺址保護遠觀效果很好，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還是將其復原了，復原后失去了真實性和歷史的滄桑感。有一年，北京孔廟大修，決策層要把元明清進士題名碑的位置重新布置，專家委員會反對都沒有阻止，后來工程方面遇到困難才沒有進行，所以要從制度上確認專家委員會的地位。

最后，我以一生的經驗，推心置腹和年輕人談心，一定不要太看重權和錢，要爭取到基層第一線，這樣到50歲時必有成就。當時許多人不愿到一線工作，也許是一線條件相對艱苦、待遇低，然而今后社會發展能使待遇差別不會很大，但第一線的經驗會受益一生。

（作者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