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談論明代內官和西山諸寺
西山是北京西部山區的總稱，是太行山。以昌平南口附近的關溝為邊界，南抵房山拒馬河谷。自魏晉以來，佛教蓬勃發展，西山建有佛寺；遼金元時期建都于北京，佛教風氣蓬勃，西山佛寺日益增多。因此，有一句諺語說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道教宮觀也很多。明朝自永樂遷都以來，內官地位也大幅提升，西山諸寺與宮中內官密切相關。這種聯系不僅揭示了京師各教門與宮廷的聯系，也揭示了內官與京師民間社會的特殊關系，其中奧秘值得關注。
潭柘寺
對這一現象的關注自明代以來就出現了。王廷相的《西山之旅》詩說:西山370寺是正德年中內臣的作品。華源海會走都人，碧構珠林照城郭。(《萬署雜記》第20卷，《志遺三》)王世貞的《游西山寺有感》詩說:西山二百寺，蟬緩琉璃剎。其中貴人常稱檀越。(《萬署雜記》第20卷，《志遺四》)
西山屬于的西山，萬歷時宛平知縣沈榜在記錄了中國各種寺廟宮觀后感嘆道：如宛平一縣，版圖只有50英里，而二之居，已有570多處。五百七十多所中，其徒凡數萬，而萬平土住在學宮的人，曾不及十人……蓋今天下二氏之居，莫盛于兩都，莫極盛于北都；而萬平西山，其實尤其是極盛者。……再次看到，除了夫阜城和西直，貂君閥讀者春天郊游，夏天尋幽，比如高粱、白云、臥佛、碧云之會，冠蓋接踵，壺肩摩，錦繡珠翠，笙歌技巧，在朝市嘩嘩。第19卷《宛署雜記》，寺廟
但這種泛泛而論，對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理解并沒有太大的好處。人類學和社會史研究表明，自宋代以來，特別是明朝中葉以來，祭祖已成為貫穿中國社會的重要禮儀。對于新開發區域，祖先已成為擴大人口的重要象征；對于開發區域，香繼續是財產繼承的重要象征；在人們的信仰中，不僅儒家三不孝，沒有大的影響，沒有香祭祖將成為孤獨的鬼魂，這也是墓祭祀、祠堂祭祀、祭祀、李、中原節、三巡演等儀式的文化根源。對于沒有后代、不能埋葬祖墳的內官來說，這個問題成了終極生活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他們找到的靈活的方法是建造寺廟，成為寺廟的主人。死后，他們也可以享受來拜佛的香，把僧侶和絡繹不絕的香客變成廣義上的孩子。前引王廷相的詩說得很清楚：
人間富貴爾所有，不顧生前后。高墳大井擬王侯，假借佛宮垂不朽。
王世貞也說：
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只乞討了一碗。誓以不住身，普代眾生。雖然長者是布金，但小果不得不說。然而，貪婪和憤怒，希望和圣人結束。填沙南贍髓，像恒河血。
雖然兩位士大夫對宦官的行為都采取了批評和困惑的態度，但都凸顯了這個群體對背后問題的擔憂。清人龔景涵曾參觀大慧寺，面對正德時期司禮監張雄修建的寺廟，記錄道:
而環城四野，往往有佛寺，宏偉壯麗，無法勝計。所有閹割的埋葬地也是如此。閹割不僅埋在這里，還創造了更大的寺廟，讓浮屠居之，以為自己守護著墳墓。而且必須邀請中朝貴人，自公補以上，當時有名的為文字，刻石記憶。(光緒《順天府志》卷17，《寺二》)
這清楚地表達了上述真相。如果你不了解明朝中葉整個社會的變化，你就不能理解他們詩歌中描述的現象，也不能反映歷史學家對前輩和歷史情況的理解和同情立場。
如果我們只揭示上述文化的象征意義，我們仍然有同質化理解的嫌疑。如拙文《黑山會的故事》所示，明代內官的行為必須通過每一座寺廟的建造和重建來多樣化。雖然大慧寺距西山還遠(今北交大以西大慧寺路)，但仍可作為觀察的例子。寺內左側有佑圣觀，假山上有真武祠。祠外有李東陽、李木、王錫爵等大學士寫的碑文，清末已無存。寺西面，墳墓壘壘，石人石獸，巍然夾侍于前，大多數雄族親之冢也。根據龔景瀚的解釋，是時候，世宗方尚道術，閹人怕其寺一旦毀為道院，所以立道家之神祠在佛寺內，而通祠存寺。為了保證香火的延續，張雄不得不設計了許多方法來保存佛寺和佛寺。
大慧寺
在游記中，龔景瀚對這些著名的士大夫為張雄及其后世維修的內官撰寫碑文表示不解：
夫彼其以使人為文，固若威脅之以不得不之勢，中朝之貴，彼首之貴，承之不敢不作之心。世界上沒有不相知的人可以威脅到必然者。起初，他們必須從中朝的貴人那里認識太監。丈夫以中朝貴人而與宦寺有相知之舊，那么彼其之所以是貴人，不一定是因為宦寺的引導。為什么要害怕自己？彼推引不出寺，甚至宦寺，就是怕宦寺之能為禍福于我，這孔子所謂的患得患失。
這里的話題轉向了明朝宦官與士大夫的關系，這實際上是明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過去，學者們經常有偏見。首先，他們認為宦官不是好人。第二，他們認為士大夫與他們交朋友是一種不光彩的行為。第三，他們被視為宦官的閹割黨。這是當時士大夫的主流立場，但不一定是今天的學術立場。考慮到以上對宦官修廟動機的理解，士大夫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他們，對生存和命運有一些共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北安河響塘廟有正統十年禮部尚書胡浩撰寫的《普通塔記》，碑文全文如下：
順天府宛平縣秀峰寺普通塔，到城80里。正統九年四月吉辰，中貴武偶以清時暇日游覽茲寺，愛其山川秀美，溪流環繞，樹木茂盛，聚氣藏風。拐杖履，穿越峽谷，駐秀峰左側，相其陰陽，觀其向后，審其氣脈龍穴，誠足為壽藏之所。愛發普心，以為獨私于己，若與眾共之？同時，我們同時升平世界，共趨殿陛之間，夜行藏，身心休戚。對不同的生命充耳不聞，既如此死亡，又應聚在一起。遮人的生死，如陰陽晝夜，是理所當然的，世界難免。因為懷念祖先的淪亡，他們之間有一個無助的死者，因為他們急于籌集眾緣，傭工運氣，豫建普通壽塔。他崇三丈很奇怪，俾凡后來拋棄了假歸真者，把他的勇氣藏在里面。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貴武公真的可以說是達生安命，而且尤其是以正義t恤眾，以全始終之道者。今天的復征被記錄下來，尤其是害怕后人不知道他們創始的原因，而廢除他們繼述的方式，會讓他們變得善良，消失。后來，仁人君子充滿了良心，善良善良，所以每個人都得不到他們所擁有的，而英雄精神的毅力在于他們內心，而武功中貴人的德義則是悠久而無限的。給故弗辭為記者，匪徒紀武公等嘉績，也以為后人慕義t恤眾人的良圖。(普通塔記)
響塘廟
胡是當時著名的出租車醫生，他的話相對簡單，記錄了武姓內官在寺廟旁尋找風水寶藏作為墓地的過程，重點是崇拜，不討論這種關心和做法的得失。然而，他記錄下修塔的目的是，這些內官死后可以隱藏在內心，而不是因為沒有繼承人而在死。我特別注意到，正統十年的7月15日，即中元節，是民間推薦祖先死亡的日子，或者佛教寺廟做水陸會議的日子，其意圖不清楚。
韓書瑞在《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一書中就明代內官與北京寺廟的關系進行了專題討論。她強調應該剝離士大夫在描述宦官時的敵意，并以谷大用和馮寶為例，揭示他們在宮廷和城市生活中的中介角色。然而，對明代內官社會變化中對寺廟的特殊需求，特別是通過大量案例了解不同時期、不同群體的復雜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沒有進行深入的文獻解釋和分析。
卜正民還討論了佛教在明代國家和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強調了明初國家和儒家醫生對佛教的限制和批判態度，另一方面，他指出，在明末，佛教與士紳有著深入的合作。士紳們希望通過向佛教寺廟捐來增強他們對社會的普遍影響。但作者更相信士紳的各種行為。事實上，在許多地方，通過族譜和其他民間文獻，士紳建造寺廟或捐贈香火田的目的是逃避國家稅收，并在適當的時候將寺廟轉化為家庭寺廟，寺廟產品也從家庭產品轉變為家庭產品。
以上例子沒有對西山寺廟建設過程進行深入分析，但真正的研究必須詳細梳理各寺廟建設活動中的個人和群體的生活經歷、與僧侶、紳士的關系、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事件，然后才能得出具體的結論。（趙世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